杭州新东方关停后，更“隐秘”的家教市场

8月7日，在杭州新东方某校区上课的李悠，收到了老师在微信群里发出的公告，通知线下课程转为线上，在机构的一个网络平台上进行。

(相关资料图)

这天，距离网红“铁头惩恶扬善”举报新东方杭州校区过去了三天，被举报的原因是该校区暑期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。举报当天，该校区拉闸关电，所有师生被遣散回家，随后，整个杭州的新东方校区全部关停。

今年9月，李悠即将在杭州西湖区一所高中念新高一。在这个初中升高中的暑假，妈妈给她在新东方报了六门学科的补习班，除了语、数、英之外，还有三门自选科目，她每天早上八点一直到傍晚五点都在杭州新东方某校区补课，连续十天，一天上六、七节课，目的是在进高中之前提前熟悉每一门学科。

每门课的花费是4800元，不包括接送、中午吃饭、补习教材等其他成本，一个假期的补习成本接近三万元。

“其实我们家庭是会有一点小负担，但这个支出可能是必要的。”李悠告诉凤凰网，事实上，像这样补课的情况很普遍，李悠身边的同学几乎都在培训机构进行课外补习，其中大部分都在新东方。即便是线下校区被举报关停，同学们仍然能够通过各种方法进行学科类补课，其中，请“家教”成为了更多人的选择。

举报过后，培训机构关停，但在家长和学生的补课需求仍普遍存在的情况下，学科类培训将以怎样的形式存在？又是哪些身份替代了机构老师的授课角色？凤凰网多方访谈中介机构、家教从业老师和学生，试图还原举报风波后更隐秘的家教市场。

一、清北复交博士生的副业

一对一家教的主要师源来自高校的硕士生、博士生。

左峰是杭州某教育自媒体经营者。“双减”政策出台后，他总在后台收到家长求助信息，请他推荐好的补课老师，“校内校外的补课都取消了，家长苦恼于找不到好老师，很焦虑。”

他说，家长焦虑得“很具体”，比如全国一卷的数学，有几道大题学校老师没有能力辅导，这意味着孩子高分无望，“有家长为了让孩子突破120分，愿意请1000到2000元一节课的老师来教。”

很多家长请不到在职老师，转而请一对一家教。左峰很快意识到那些在985、211院校专修数学的硕士和博士是辅导学生的最佳人选——他们专业能力不差，收费也不如机构老师昂贵。他联系的博士生们也表示，愿意把家教当作副业，“他们已经在体制内找到一份相对闲适的科研工作，但收入差强人意，很多博士生一个月收入只有三千元，做一份家教的兼职能明显提高他们的收入。”

于是，他开始在网上发帖招募名校博士生，然后将他们的联系方式发给有相应需求的家长。他为此注册了一个教育科技公司，1V1的名校博士授课很快变成了公司的主营业务之一。

为了规避风险，左峰有一些原则，他只对接高中生和大学生的补课需求，前者为了高考取得高分，后者则是为了不挂科，他只做“牵线搭桥”的联络人，负责交换联系方式，不介入课时收费和后续课程安排，课时费固定且公开透明，150～180元每小时，“这样就规避了违反任何规定的可能”。

他找来的老师有不少是清华、北大、复旦、交大、浙大五所大学在读博士。但他发现，名校博士的身份并不是吸引家长的最主要因素，比起学历，家长更看重教学经验，博士生带过的学生越多，做家教的时间越长，家长就越倾向于选择他/她，课时费也更高。“有兼职教学五六年的，从研究生一直做家教，做到读博，一节课课时费可以拿到五百元。”

他表示，杭州新东方被举报之前，相对其他城市，杭州的打击力度没有那么大，业内的普遍共识是“高中补课不算违规”。“但新东方之后，很多机构也不敢补了。”

为了寻找经营的合法途径，左峰尽量不做任何实际收费和课程的介入。家长和老师之间都是一次性买卖。上一节课给一节课的费用。就连家长愿不愿意继续选择跟这位老师合作，他也不插手。左峰还考虑将线下教学都转到线上，找了老师录制视频课程。

他看好“一对一家教”。这种形式会让学生和老师之间建立的联系更加紧密，超出原来通过教学机构建立的短期师生关系，有的大学生家教甚至会将学生一直带到考大学，考进他所在的大学，成为很紧密的朋友。教学内容也不仅仅是应试知识，或许还能帮学生打开一个新的世界。

此外，培训机构通常要抽取大量费用，家长在机构中没有选择老师的权利，而机构老师也总是使用同一套教案教学。“这样情形下，一对一家教能够针对性教学，为什么家长还要迷恋大型机构和在职老师的保障呢？”他说。

他接触过一些双减后从教学机构离职的老师，发现他们习惯了讲机构给定的资料和内容，反而在跟学生和家长一对一的沟通中不太适应。有不少家长对机构不太满意，转而选择了聘请家教，“可以说，这正是两种互补的方式。”

二、教师考编前的临时落脚点

一对一家教另一个主要的师源是师范类应届毕业生。

李敏称自己在杭州一家“托管机构”做英语老师。机构位于杭州市中心的一个居民小区内，学生都是附近小区的居民。尽管这家机构主营业务就是高中阶段的学科培训，但她还是回避“教培机构”的称呼。

根据现阶段教育部门的规定，义务教育阶段不得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，高中阶段则参照执行。规定中的“参照”一词，因各地执行标准不同，的确给了一些学科培训机构存活空间。例如李敏所在的机构，就已经经营了多年，她认为，高中阶段不属于义务教育阶段，这给她的工作提供了一定“合法性”。

暑假时，这家机构有过百名来补课的高中学生，近五十位老师。老师和学生之间是一对一上课，机构会准备部分教案给老师，也有老师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学生的具体状况来教学，比如，李敏会在每个学生第一次见面时，询问他们的弱项是听力、阅读、完形，还是写作。

实际上，李敏今年刚刚从大学的师范类专业毕业，她的目标是去公立学校当老师，考事业编。为了准备考编，她需要一份时间充裕且自由的工作。在招聘网站上刷了几次后，发现性价比最高的还是机构老师，她找到离家最近的一家，投递了简历，参加了一轮笔试、一轮面试，不算费力地获得了这份工作。

她发现，这家机构生源稳定，暑假时她一周七天被排满课。

机构和家教老师五五或四六分成，学生交费五百元一节课，到老师手里是两百多元。“在家教行业，500元一节课能找到师范专业毕业、工作经验三年以内的老师，工作经验超过五年的师范专业老师，课时费就要至少800元。如果是在公立学校有过任职经历的老师，课时费大约在1200～2000元之间。”李敏说。

一位家教行业的从业者告诉凤凰网，在校外课时费跟老师所冒的风险成正比，有公职的老师一旦在外面授课被举报，会被开除公职，此外，有事业编制的老师在江浙一带刚入职就能拿到十五万元左右的年薪，“他们不愿冒风险。”

李敏清楚，“托管机构”就职显然不是一条有前景的路。为了顺利考编，她以兼职的身份为机构工作，不缴社保，以保留自己的应届生身份。

今年毕业季，李敏和她的同学都在为就业情况发愁。家教的工作缓解了她的焦虑，她知道考中事业编的概率非常小，进体制“百里挑一”，而考社工、公务员，难度也不亚于事业编。她一度后悔大学选了英语专业，英语专业考编的竞争是最激烈的。

家教的工作缓解了她的焦虑，像是找到了一个临时的落脚地，虽然她不知道要停泊多久。她觉得能不能继续做下去不由自己决定了，“我喜欢教东西，但给我们的机会不多……以后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个机会了。”

三、家教中介两头赚钱

以个人为单位的家教中介在“双减”推行之后成为一种“灰色职业”。

暑假回到老家杭州，在读研一的付奇就做起了家教中介。

起初她只是想趁着假期做家教赚钱，打听了一圈发现，做一对一家教起步就要给中介交500元，还未必能对接上合适的家长。即便对接上了，也不过120元一节课，远不如做中介来的划算。家长也要额外给中介交介绍费。

鉴于做家教中介零成本、无门槛，付奇开始在微博和小红书发帖，招揽起了一群想做家教的大学生。大学生们进了她的微信群，每天都会收到她在群里发出十多条家教需求信息：

杭州家教编号xxxx

六年级数学，要求女大学生，

80/小时，九月初开始，一周2-3次课。

周内晚上五点以后和周末下午辅导，长期辅导

地点：杭州市xx区xx街

信息注明了家长的要求。由付奇上线的中介机构发来，付奇没有家长的资源，只能作为代理。通常这些招募要求不会写很复杂，因此一个家长会收到很多份简历，他们会来回挑选。

“杭州家长很挑剔。”付奇感觉得到。她经常看到很优秀的简历，经验丰富、学历也不错，但仍旧未必会被选中。“很多家长只是一时兴起。”

对那些有大学学历的年轻人来说，家教行业就是他们的“三和人才市场”。找付奇介绍工作的，有刚毕业来杭州找工作没钱租房的，也有从广东漂到浙江的。

两个月过去，付奇总共建了三个群，积累起五百多个大学生家教。成功促成二十多单，赚了两千元。“收入还算可观，毕竟只是动动手指牵个线搭个桥。”付奇说，他并不期待能长久呆下去，只是作为一种赚钱的临时工作。

“我心理压力很大，觉得自己是在做客服的工作。”付奇感觉到，家长和家教的关系是不对等的，他们想用最低廉的价格找到大学生家教，在他的群里，想找三十元、五十元一个小时的老师的需求讯息比比皆是。“可做家教相比在便利店、餐饮店打工投入回报比又好很多，所以你又得忍受。”

几天前，就在暑假快要结束前，付奇收到几条招募信息，有刚经历了新东方关停的家长，准备赶在开学前给孩子再找一位家教补习。那位家长还特意增加了一条补充要求：希望是新东方的老师。这位家长给出了较为“慷慨”的薪酬：260元/2小时。

四、升学竞争在，补课的焦虑就在

李悠还记得，初三时，不少同学选择不上晚自习，晚上五点下课就离开学校，六点坐在培训机构门口等待着学科补习开班，补习时间起码需要两个小时，等到补习课上完，还要回家写作业、自主复习。

“那时候，初中班主任问我们，明明‘双减’了，怎么你们每天早读的时间还这么累，同学回答，因为下课以后还要去培训机构补课，周末也要去。”李悠坦言，补课至今，效果基本上没在李悠的成绩上显现出来，但她认为，补课并不是追求成绩有质的飞跃，而是为了在其他人都在进步的情况下，成绩不至于变差。

“心理安慰的作用要比学习知识更大。”李悠说，这样的补习方式，从小学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。

新东方杭州校区关停后，因为授课方式变化，她感觉有些焦虑，妈妈则对孩子从机构“重返家庭”表现出了无奈。

“既能‘托管’孩子又能督促课程学习的机构关停，但现实是，家长还要工作，孩子又不能没人照顾，雪上加霜。”李悠妈妈向凤凰网坦言，孩子的未来无可避免要走国内高考这条路径，假期让孩子上补习班对她和孩子而言都是最好的选择。

“以前也和现在一样，大家都是偷偷的……之前说‘双减’，大家都不能上课，但其实所有人周末都会去上课的。” 李悠妈妈说，培训机构为了规避“学科类培训”，会挂上“素质培训中心”的名头，李悠在线上线下都接触过新东方的学科类培训课程。这些培训课程在哪里开班很容易能打听到，一方面是通过同学家长了解，另一方面，以学生家长的名义直接找培训机构询问，对方也会和盘托出学科类培训课程内容。

网络上，举报新东方事件引起了激烈争论。几乎所有家长身份的留言都倾向于表示，“学科类补课”是一种刚性需求。一位家长在浙江省政务留言平台说，周围的学生都是私下组班或一对一补课，查处了新东方，更多的学生将转为“地下补课”，“不是补课才卷，是因为卷才补课。”

另一方面，虽然没有具体而准确的数据统计，但受访中介、家教老师都表示，前来咨询家教的家长更多了。

“下了课没有机构可去，只能回家，家长为了营造学习氛围会请一对一的家教；另一面是补习机构老师流出，演变成了另一种家教。”一名从事兼职家教的大学生表示，她从半年前开始带一名成绩在班级中偏下的初一学生，每周上3小时，一个月收入2000元。

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告诉凤凰网，双减的出发点是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，但在执行过程中却出现了“目标偏移”的状况——把“校内、外减负”等同于学科类培训机构“清零”，以示“双减”收到了成效。

“但家长和学生的学科类培训需求依然普遍存在，这个时候就要去考虑疏导培训需求。”他认为，疏导需求首先要做的正是改革中高考制度，“用单一分数、本地区的排名来录取学生，家长必然有提高孩子分数的需求。一旦家长觉得学生在学校上课无法取得期望的分数，必然会寻找校外培训机构。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。”

这项改革不仅应包含入学评价制度改革、建立多元评价体系，还应该破除把学校分为“三、六、九等”的做法，不断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，消除家长对中考之后“普职分流”、高中分级、大学分级的焦虑。

“我们有示范性高中、超级高中、重点高中、普通高中的分别，高考之后有981、211、双一流、一本二本的划分。家长当然希望自己的孩子取得更高的分数、进入更好的高中学习，进入更好的大学、接受更好的教育，今后从事更好的职业，这是一个升学竞争的思维链条。”

熊丙奇坦言，这一链条存在，家长的焦虑就存在，改革任重而道远。

在现阶段，如果双减要求高中阶段参照义务教育执行双减，那么是否也要参照义务教育阶段让高中校内教育“提质增效”？具体而言，是通过教师轮岗、提供课后服务、假期托管等方式，平衡每所学校获得的教育资源发展。“但均衡发展，又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。”

在改革还在进行之中的背景下，无法疏导家长的需求，举报、关停就意味着原本透明公开的补课机构进行的教学活动将转到“不见光”的地下，他认为，“这会产生更多更严重的问题。”

监管之外，机构的合法资质、教师水平、收费标准、学生的安全问题都无法得到保障，退费纠纷会更多、更难。

补课需求长期存在，如何能让监管真正成为家长和学生“减负”的推手？熊丙奇表示，目前，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正式上线，在建立统一监管平台后，可以适当调整对学科类培训机构的监管政策，让符合条件、有合法资质的学科类培训机构，为部分有需求的学生提供差异化学科类培训，以此治理隐形、变异学科类培训，把培训纳入到监管体系之中。

关键词：